乾隆帝古玉鉴考研究

乾隆御制诗文中题咏玉器的即占八百余首，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古玉鉴考的观点。将这些零散于诗文中的观点加以整理，可以较清晰地梳理出乾隆古玉鉴考的方法与理论。乾隆以史料为依据，注重与玉匠的交流，并与其他器物相互结合对古玉进行鉴考，对古玉沁色和作伪都有着深入的分析与阐释。

古代玉器的收藏，在中国历史上以乾隆御藏为最，他不仅擅于收藏、鉴赏，且精于古玉鉴考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考证方法与辨伪标准，这些方法与标准可以较为全面地体现清代古玉研究理论的水准。

一 乾隆帝关于古玉的考证方法

（一）乾隆以史料为参考，引经据典，构成其古玉考证的理论依据

乾隆鉴考古玉以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作为参考，在考证汉玉半截觚时题诗注有“然博古诸书，无以此图称者” 句，直接体现出乾隆在古玉鉴考上有着大量的阅读、参考和求证，他充分认识到文献资料对古玉鉴考的重要意义。这些文献中的记载也成为乾隆帝古玉鉴考的依据。

《再咏汉玉谷圭叠戊子韵》诗云：“近著圭瑁说，注家语率浮。粗观如有据，细覈乃难雠。”注有“应验也，见《史记·封禅书》”“孔义云：‘凡圭，广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是圭长不及尺广，厚亦不及，孔义所云盖周尺原与今尺不同，惟其质白而沁土，又合于《典瑞》及《考工记》谷圭之名，信为古物也。’”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乾隆对汉玉谷圭鉴考所依据的文献，其中涉及《史记》中的一篇和《周礼》中的两篇，以及宋代的《三礼图集注》，乾隆正是根据典籍中的记载将此物定为汉代谷圭。从诸多题咏秦汉玉印章的诗注中可以看出，乾隆对秦汉玉印章的考证多以《秦汉印统》一书作为依据。此外，乾隆所作关于古玉考辨的文字中，明确提及的还有《后汉书》《古玉图谱》《尔雅》等诸多古代文献及王维、杜甫、刘昭禹等诸先贤诗词。

伪古玉璧

乾隆以前人文献作为依据鉴考古玉，多用于判断古玉的器形、纹饰与功用。《汉玉谷璧》诗云“好中规于内，肉倍好于外，故是子所执”，《尔雅》记载“肉倍好谓之璧”。《周礼》记载“子执谷璧”。正是根据这些记载，乾隆将此类形制的玉器定为璧，同时对古玉璧功用作出判断。乾隆在《咏汉玉螭纹璧》诗中注有“《史记·周本纪》如豺如离，离即螭也”。《周本纪》原文记载：“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乾隆正是通过这一描述，将玉璧上所雕似豺无角的纹饰定为螭纹，并认为它可能经过了后人的改制。乾隆对其他古玉器形、纹饰与功用的认定亦是如此。

（二）与其他器物相互结合，进行比较研究

除了以史料作为依据外，乾隆在对一件古玉的鉴考时，多与其他古玉器相联系，使之互为佐证。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在对一件内库旧藏古玉碗托的考证时有诗注：“内府旧有周玉尺四五枚，色质与此椀(碗)托子同。”“庚寅岁(一七七〇)得古玉椀托子，淡黄如蒸栗色，因题句。壬辰岁(一七七二)复得一，玉质玉色及规圆中孔分毫不爽，盖本一对而分失。”“兹偶检内府库藏旧物，复得此器，色质与前二托子正同，而围径较大，真三代之物也。”该诗文记载了乾隆偶然在内库中发现一件碗托子，先将玉碗托子与内府旧藏周代玉尺作比较，发现二者颜色相同。在此前，乾隆曾时隔两年先后得到两件一模一样的碗托子，认为应该为一对。又将这件内库旧藏碗托子与这一对碗托子进行对比，发现材质、颜色都相同，仅围径略大。通过与玉尺、其他碗托子的比较，乾隆将这件内库旧藏碗托子定为夏商周时代玉器。

乾隆在古玉的鉴考中，除与同为玉质器物作对比外，也与其他材质器物结合，进行比较鉴考，其中多见以青铜器为参照。乾隆对周玉亚尊题有诗文“铜尝铸而移玉自琢之重”。并注有“是器制同《西清古鉴》中周亚尊”。乾隆见玉亚尊的形制与《西清古鉴》收录的周代铜亚尊相同，因此将玉亚尊定为周代之物。在对周玉饕餮尊的考证时有诗句“尊称饕餮，西清图铜既有之，玉岂殊”，也以《西清古鉴》收录铜器作为参照物鉴考玉尊，且直接阐明了青铜器与玉器对比考证的方法，认为青铜器存有的形制，同时代玉器也可能存有。《西清古鉴》撰于乾隆十四至十六年，由梁诗正等人奉敕编纂，收录了清宫收藏商周至唐代的一千五百二十九件青铜器，但此著考证疏陋，收录伪器约占三成之多。对古代玉器断代以青铜器器形作为参照标准，无疑是正确的思路，但若是青铜器的鉴定本身便存在错误，那由此得出玉器断代的结论也一定是有问题的。由于《西清古鉴》收录真伪杂糅，本身即漏洞百出，因此乾隆以它收录青铜器作为参照物鉴考的古代玉器，都需要进行再思考。

除与青铜器联系考辨外，乾隆对古玉的鉴考也多见以书画作品为参考。在对古玉碗的鉴考时，即有提及“《西清古鉴》藏有周铜素盂，此椀(碗)制似之”，而后有注“季姜盂见博古图”，乾隆认为此玉碗形制近似博古图中所绘青铜器季姜盂，是其将玉器与青铜器、图画相互结合进行考证的典型一例。乾隆在对汉玉半截觚的定名时提到“真是古中古，休言觚不觚。足知全体秀，半截美人图”。并注语“元人有题半截美人图诗，因并引喻”。乾隆认定此残觚为汉代遗物，并未因其残损，影响对它的喜爱，并效仿元人诗题残画的雅趣，题诗咏残觚。这说明乾隆对书画作品的审美情趣和赏鉴标准直接影响了对古玉的审美，进而影响了他对古玉鉴考的标准，认为古的玉质胜过形的完整，可以不过于计较玉器的器体残损，而注重追求玉质的古雅。

伪良渚古玉饰

乾隆对古玉个例的鉴考结论正确与否暂不做细论，但与其他古代器物比较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毋庸置疑是正确、科学的。

（三）乾隆帝注重与玉匠的交流，了解古玉染色的方法，以识别伪古玉的特征

姚宗仁，苏州琢玉名匠，雍正朝入职内府，不仅擅于治玉，且通晓伪古之法，精于辨伪，尤得乾隆器重。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乾隆撰《玉杯记》一文，文中记载乾隆在赏玩一件白玉双婴耳杯时，见玉颜色“其采绀，其色而璘璘，其文者，骤视之，若土华剥蚀”。认定此杯年代“炎刘以上”。即早于西汉，抚摸杯体产生“留手”之感，发现绀红沁色附着于玉质表面，而非出自玉肌内部，产生疑惑又不得其理，于是将玉杯交给姚宗仁看，姚氏认出此玉杯为其祖父所做，并详细讲述了家传的“淳炼之法”，即玉器的染色法，使乾隆了解到玉器染色的方法和工艺特点。

掌握作伪的方法是辨伪的关键，玉器染色法为玉业秘术，外人难以获知，乾隆凭借其皇帝身份，通过与玉匠的交流，了解到玉器染色的工艺，对其古玉辨伪十分有益。“宗仁虽玉工，常以艺事谘（咨）之，辄有近理之谈。”文中此句直接证明了乾隆常向姚宗仁咨询，学习民间玉器染色的方法，掌握其特征并加以辨别。

有关古玉的史料记载多有不完整、不真实之处，以其他器物为参照亦存不可靠之处，且古玉作伪方法随时代不断更新，多为家业，对外秘而不传，以求以假乱真，乾隆通过向玉工学习，深入了解民间的古玉作伪方法，弥补了以文献作为考证依据和以其他器物为参照印证的缺陷，使其古玉鉴考理论更为丰富、全面，在古玉辨伪中更具应用意义。

二 乾隆对古玉“沁色”的认知

乾隆诗文中表述：“古玉一色者，初无晁，采华淡黄，色如栗，其品乃最嘉。”他认为通体一色的古玉以甘黄色为最佳，这种甘黄色像蒸栗的颜色一般，并以“蒸栗标奇色”之语直接赞美此玉色。以蒸栗形容美玉之色源于魏帝曹丕《与锺大理书》“黄侔蒸栗”之语，明人高濂《论古玉器》篇中有：“玉以甘黄为上，羊脂次之。以黄为中色，且不易得，以白为偏色，时亦有之故耳。今人贱黄而贵白以见少也。然甘黄如蒸栗色佳，焦黄为下。”可知最晚至明代，甘黄色已经因其珍稀成为超过羊脂白的最佳玉色，成为风尚。乾隆正是受此风尚影响，延承了高氏之说，对蒸栗色的古玉也大为推崇。

伪古玉水银沁螭纹方璧

关于古玉沁色的形成，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所作《咏古玉椀(碗)托子》诗中写道“土浸云笼月，血浸日晕霞，别称水银浸，瑎玖名胥加，是皆缘外染，亦必因有瑕”，并注“凡玉因有瑕，然后外浸入之，岁久遂如一耳”。可知乾隆明确认识到古玉沁色产生的原因，玉材存有瑕疵，周围外物颜色长时间由瑕疵处浸入，将玉质沁色。

此外，乾隆对古玉不同沁色的成因和特征，也分别有具体的研究，在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咏周玉饕餮尊》诗中提到“千年土蚀晕模糊，绛云容容护体肤”；其中“土蚀”“绛云”直接阐明此饕餮尊的玉质具有沁色，为绛红色，呈现浮云一般的状态，是受土壤侵蚀形成的。《汉玉璧》诗云：“本来犹是昆岗石，一片红云变英白。”亦说玉璧由原本“英白”色受沁呈“一片红云”。《咏汉玉桃盃(杯)》诗云：“一枚肉白与皮红。”指出桃杯玉质本为白色，受沁使其玉表呈现绛红色。对沁色在玉表呈现的状态，乾隆也有诗文详释：“土华深浅晕氤氲，恰似浓云与薄云。”指出沁色形状不规则，深浅不一，浓淡不均，但深浅、浓淡过度均匀自然，像浓云与薄云一样分布，呈云烟弥漫之态。

伪古玉出廓方玉璧

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咏汉玉合卺觥》诗云：“出土黄浸满，近铜绿渍坚。”并注语“此觥在土中或近青绿器置之，故铜锈尚存”。玉觥出土时通身黄色土沁，一侧有青绿铜锈色沁，乾隆推测玉觥位置可能贴近铜器，受铜锈所蚀染，因此靠近铜器一侧受沁成青绿色，且是坚固的渍于玉表，可见乾隆对古玉沁色的观察和分析十分深入，并且对沁色的成因有着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对沁色的成因与形态特征的掌握是辨伪的必要基础，乾隆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沁色的真伪做出判断，从而鉴定古玉的真伪。

三 乾隆对伪古玉的考辨

（一）触抚的“留手”之感

前文有述御文《玉杯记》记载，乾隆十八年，乾隆发现玉杯抚摸有“留手”之感，于是咨询玉匠姚宗仁，得知玉杯为“淳炼之法”所染的伪古玉。此后“留手”的触抚感成为乾隆古玉辨伪的一条重要标准。

所谓“留手”即玉质表面沁色处不光滑润手，具有涩感。由于伪古玉所选玉材多存有瑕疵，以便染色物由瑕疵处浸入，无瑕处则人工将其表面处理成坑洼密布态，以便染色物附着其上，无论是二者中哪一种，其手感势必不光滑，会产生摩擦力增大的“留手”感。因此触抚古玉若有“留手”感，其沁色即可能是作伪染色，若无“留手”感，即可能为真。

伪古玉斧形饰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题汉玉夔磬》中提到“抚不留手如天成”；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汉玉斧佩歌》也中提到“千年土气受而入……抚之光润不留手”……“留手”一词在题咏古玉的御制诗文中多次出现，可知对许多古玉的考辨上，乾隆都将“留手”的触感作为判断沁色真伪的依据。乾隆在盘抚玉器时，若无“留手”感，则会将其作为鉴定是真沁色的重要依据，若产生“留手”感，则会疑其为染色。

（二）乾隆对古玉“沁色”与作伪“染色”的认知与变化

⒈乾隆对“淳炼之法”的认识

前文提及《玉杯记》撰于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玉匠姚宗仁向乾隆详细阐释了玉器染色的“淳炼之法”，这是一种精细的作伪染色法。此法效果极为逼真，所做染色与古玉沁色几乎一模一样，足可以假乱真。如不通晓其中道理，就无法分辨是沁色还是淳炼染色。了解“淳炼之法”对古玉沁色的辨伪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前，乾隆对染色玉的认知仅停留在速成、粗制的工艺特点上，对精细的作伪染色工艺一无所知，了解到“淳炼之法”是乾隆辨别精细染色伪古玉的开始。

姚氏以“与圬者圬墙又何以殊哉”来形容速成、粗糙染玉法，认为像瓦匠抹墙泥一样生硬的浮于玉质表面，较容易分辨。乾隆在了解淳炼染玉前，对玉器染色工艺的认识就到此，处于古玉辨伪十分初级的阶段。

“淳炼之法”是“取器之纰类且惌者，时以夏，取热润也；炽以夜，阴沉而阳浮也。无贵无瑕，谓其坚完难致入也，乃去金刚钻入钟乳者，密施入蜂虿，而以琥珀滋涂而渍之。其于火也，勿烈勿熄，夜以继日，必经年而后业成”。此法即《阅微草堂笔记》所载“琥珀烫”。从姚氏口述可以得知“淳炼之法”染色作伪的玉器特点，因为无暇玉材质地坚硬，色难以染浸，因此伪古玉所选玉材表面会存有绺裂细纹，若是无瑕玉材，玉表则会有金刚钻加工形成的细密坑洼痕迹，用以附着琥珀液。

乾隆由此认识到了巧匠精心染色作伪的玉器所呈现的特点，即沁色处玉质有瑕疵或表面有人为加工的坑洼痕迹，他开始掌握此类精细染色作伪玉器的辨别方法，辨伪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伪古琮式管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咏汉玉辋头缾(瓶)》诗云：“玉固坚也有缺时，缺而粘缀谁为之？就其土浸精炼染，半真半假出匠师。然其假亦数百载，远胜油污今所为。”注语：“染玉之法亦有其道，今之伪，为者率以油渍，与圬者圬墙了无以异，详见昔作《玉盃(杯)记》。”此诗作于《玉杯记》三十三年之后，乾隆积累了丰富的染色玉辨别经验，已经可以对淳炼法染色玉器加以分辨。尽管对玉辋头(玉琮)瓶的年代认定不够准确，但从诗文却能够看出他对伪古染色的认识。乾隆认为玉辋头瓶半真半假，原有缺损，由匠人修补黏合完整，其中为一半真，后补的另一半为染色伪作，其染色方法是数百年前所用的精炼染玉法，即姚氏所授“淳炼之法”，而当时匠人粗制速成的染玉像瓦匠抹墙泥一样，所以玉辋头瓶的染色法远胜当时匠人所为，通过三十余年的古玉辨伪经验，乾隆对姚氏所授的辨伪法仍给予肯定，并一直应用。

⒉乾隆对血沁的认知变化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所作《赤玉韘》一诗中说：“本来五色备，血浸只虚言。”并注语详释：“《说文》玉有五色，今和田贡玉诚五色皆备，所谓蒸栗、鸡冠、土华、璘者不一而足，问之，则称‘河中岁久，受天地精华之气而然’乃知入土、出土、土浸、血浸之语未必尽实也。”史料记载玉有五色，现实中和田贡玉也具备了这五色，因此乾隆认定玉韘的赤色应该是玉质本身的颜色，而非血沁形成的，从注语可以看出，乾隆曾就玉色的疑惑发问，得到的答案是玉(籽料)因长时间在河中受天地精气形成了不同的颜色，因此乾隆怀疑出土古玉土沁、血沁的说法可能不实，并在诗文中明确写明血沁说为虚假。

在不久之后，乾隆对血沁的观点又发生了变化。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所作《咏汉玉谷璧》诗句“水银浸久黑如云”。并注语“汉玉土浸为黄，血浸为红，水银浸为黑”。注语中再次提及血沁与土沁，且没有否认二者的真实性，并认为此汉代谷璧上云雾状的黑色沁，是因为长久受到水银沁染所致，可知他对水银沁之说也并未怀疑。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有“入土血浸经千年”诗句，同样注语“血浸为红”。乾隆早在数年前就已经阐明血浸为虚言，而在此后这一段时间却又多次提及血沁，推翻了早年的认识，接受了血沁说。

乾隆对血沁的认可态度也并未延续很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咏和阗玉龙尾觥》诗云：“玉垅河中产玉英，绛云千载晕含精。土华宛可就本质，血浸知非有定评。传说言惟在师古，相如智谩拟存城。云龙北斗韩文后，谁不云然是汉觥。”注有“玉本具五色，如赤玉为璊，非因血浸也，向题玉韘有‘本来五色备，血浸只虚言’之句”。从诗文可以看出，乾隆对血沁的认识再次发生动摇，不再断言血沁是真或假，只是说土沁可能是真的，血沁却不一定，用词也更为含糊，对血沁的虚实没有明确的定论。因有传言血沁是为伪古由人工染色所成，而且原本就存有赤色玉，即璊，赤色并非因血沁产生的，所以提及早年所作《赤玉韘》中诗句，重新肯定了乾隆二十九年时的观点，认为玉韘赤色是玉质本色，而非血沁形成的。乾隆对血沁说的真实性再次产生了怀疑。

​伪古玉鼻烟壶

乾隆对血沁的认识从虚言到实存，又到虚实不确定，从这一认识的变化，说明乾隆对古玉的认知存有不确定性和阶段性，并非笃定且一成不变的，其中一些鉴考标准在不断变化中也时有反复。

结语

乾隆以史料为依据，认定古玉的器形、纹饰与功用，并以青铜器等为参照，与古玉器形进行比较印证，注重与玉匠的交流，学习玉器染色秘术，掌握染色玉的辨别诀窍。他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认识古玉沁色的特征，作为辨伪的基础。以“留手”触感作为辨伪的重要方法。乾隆十八年了解到“淳炼之法”，认识了精细染色伪古玉的特征，并开始对此加以辨别。乾隆对沁色的认知发生过多次转变：乾隆二十九年，认为“血沁”为虚假之说，并怀疑“土沁”的真实性；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前后观点发生变化，接受了“血沁”说，且对“土沁”“水银沁”亦持相信态度；乾隆四十七年观点再次转变，对“血沁”说又生怀疑，但认为“土沁”可能为真。

关于古玉的鉴考方法与标准，乾隆留有大量观点性的文字资料，对这些观点的整理与研究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本文仅取其中零星数点作为开端和思路，日后将不断补充丰富。